在日本外务省大楼意外迷路,参透中日关系的奥义中日外务省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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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29

在日本外务省大楼意外迷路,参透中日关系的奥义中日外务省日本

  日本外务省大楼,位于东京市中心的霞关,在2018年4月24日,中日高端智库对话中方代表团来到日本外务省,到这里和日本外务大臣政务官堀井岩等日方外交官员举行了一次会谈。   堀井这个政务官的职务有点儿费解,我们国家没有,所以需要解释一下。 一个国家在外界看来,一般有三个人最容易被记住,总统或者主席,总理或者国务卿,还有一个便是外交部长。 日本的外务大臣相当于外交部长,那么,政务官呢?  较大的国家外交部长都十分繁忙,通常要有一个类似参谋长的角色来帮助他完成职责,这个职务,在日本便是外务大臣政务官。 在英文里,堀井的这个职务是“ParliamentaryVice-MinisterforForeignAffairs”,也就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

  实际上,作为日本外交的第二号人物,堀井岩也是日本参议院的议员,在政坛属于前途无量的潜力股。   日方出动这样仅次于外长的外交界重头人物与我方代表团会谈,体现了对这次活动的重视,也体现了外交活动的对等性——这相当于王毅部长访日后不到十天,中日双方又举行的一次副外长级接触。   考虑到王毅部长的访日实现了九年来中日双方第一次外长互访,而中日高端智库会议随之进行,加上这样的会见,代表中日之间关系的温度计似乎有所升温,甚至有可能预示着双方将有更加重大的外交动作。

  资料显示,早在胡锦涛总书记访日之际,堀井便已经在为其中作出不少努力,应该是一位比较友好的日本外交人士。

不过,这样在对外部门久经历练的人物,通常会被认为比较“狡猾”,不免有人担心这次会谈会不会比较乏味。

  会谈是在日本外务省顶楼的讲堂大厅举行的。 出人意料的是,胡会长发言后,这位日本政务官讲话一开头便颇为有趣。

  他说,现在中国的游客在日本影响好大啊,他是关西人,到当地的商店去买东西,进门后忽然觉得有点儿不对劲——原来,站在门口的女服务员是喊着中文的“欢迎”把他迎进门的。

  这位政务官说话的时候还不自觉地摸摸脸,我猜他心里在想自己是不是长得比较像中国人(我看不出来)。   平心而论,日本有些朋友还是值得交往的。 比如有位议员在麻生当首相的时候接受我方采访,对这个总把中日关系搞坏的家伙同仇敌忾——不,比我们态度还坚决,在采访中骂麻生骂得女翻译都脸红了,说老先生的话我没法翻啊。 但日本的官员里面,一般没有这样单纯的。

  会谈中环球网总编石丁问堀井,日本政府采取了什么措施推动其国民对中国的交流。

这位政务官想了想,带着憨厚的微笑开始讲——我们正在努力放宽签证,在各地设立更多的免税商店,中国每年有六千万人出国旅游,希望能邀请一半,也就是三千万中国人来日本……”双方媒体同行埋头记录,却急得老石忙着追问——反啦,我问的是日本人到中国来消费,不是中国人到日本去啊!  哦,是这样的吗?带着一副我弄错了的样子,堀井先生开始言归正传。   日本朋友曾告诫我对关西人要当心,那里的人大多面貌憨厚,言语朴实,但自古以来这儿就是商业繁盛的地区,所以当地人很会做生意,别的地方的日本人常常稀里糊涂便上了当。 至于这位日本的部长是真的犯了糊涂,还是把我们这些中国人当了别的地方的日本人来对待……我们有理由认为不应随意怀疑人家,因为说在日本谈到关西人“狡猾”主要说的是大阪人,而堀井先生是奈良人,奈良虽然靠近大阪,属于日本关西的外围地区,但当地人一般而言还是比较实在的。

  虽然有这么个小插曲,但会谈的气氛还是满热烈的,在胡锦涛总书记访日的时候,当时担任亚洲司司长的胡中跃会长也随同前往,与堀井先生曾有过合作。

这或许可算是“各卫其主,结下战斗的友谊”。

  所以座谈中有沟通,也难免有火花,但不管怎样,双方基本是开诚布公的。 这在中日的对话中便是难得的。   返回的时候,大家还在低声议论交流的情况,一不留神出现了一个堪称古怪的情况——我们在日本外务省的大楼里迷路了。

  按照习惯,日本方面的官员将我们送到电梯口,鞠躬直到关门,而我们从一楼的电梯门出来,按说应该等着我们的向导却不翼而飞。 难道是让我们自己找门在哪里?俗话说外事无小事,要说日本外务省心可真够大的,这群中国人里可不乏经常和日本政府掰腕子的媒体大腕,竟然让他们在外务省大楼里面自由行动起来?不怕出事儿吗?  奇怪的是,真找起来,左右回转,却找不到大门在哪儿了。   不可能啊,我们明明是从一层进来的,怎么一不留神门儿就丢了呢?  三转两转一直走到办公区也没见到大门在哪儿,外务省大楼的内部有些宛若迷宫的感觉。

  后来才明白我们所犯错误——看地图日本外务省大楼是个近乎方形带天井的建筑,理论上怎么走都能出去,实际图上标成细道的部分是连接几座主建筑的飞桥,这种飞桥的设计酷似飞机场的登机通道,只有通过二层才能连通,我们应该在二楼下电梯,从二号楼通过飞桥转到一号楼才能走出去。

当我们在楼里找大门的时候,日方的向导则应该是在二层那儿久久地等待,不知道我们为何长时间不下来。   好在中国人的脑子够聪明,很快有人发现墙上是有地图的,于是大家按图索骥,并向本层的日方职员询问,很快找到了问题的症结。

  找到症结,一切便迎刃而解,大家很快走向正确的方向。

  事后我们发现,日本外务省的电梯里,楼道中,到处都有地图标识,并不太需要担心迷路(也可能是经常有走丢的,不得不到处设标志?),我们甚至还能根据地图得出推论,这次会谈,应该是我们进入一号楼,步行上楼通过一二号楼之间的飞桥进入二号楼,再乘电梯上到顶楼的会堂,与此同时,堀井这位事务官则是从三号楼他的办公室下来,到达二层,通过二三号楼之间的飞桥进入二号楼,而后也乘电梯上到顶楼和我们见面。

  不过,这个小插曲倒真有点儿像对中日关系的某种映像——日本的外交容易迷路,我们得自己有定数,不能被它牵着鼻子走,而通过中方的努力,或许两国有机会殊途同归。   原标题:迷失在日本外务省大楼。